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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冤情何日昭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发布时间:2019/08/05 12:03:01
 

高层,围绕着李鸿章打转转

一位伟人在谈到香港回归的时候坚定地讲,“我们和英国朋友说,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另一位伟人在谈到香港续租的时候也充满激情地说:“有人曾酝酿花数十亿英镑在1997年后继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十亿,就是一百亿、一千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嗯,李鸿章这个时候成为“背锅侠”,有点冤!

冤在哪里?1842年,香港通过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落入英国手中的时候,李鸿章还只是一个刚刚成为了秀才的21岁的青年。此刻,他的脑海不一定有“香港”这两个字。1843年,李鸿章吟诵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而踌躇满志进入京师的时候,他的胸怀里也不一定有搁置“香港”的地方。用现在的网络语言讲,香港失手,与李鸿章没有毛的关系。伟人们这样讲,或许更多的是想表达自己择抉的意志。但是,伟人们这样的类比,无疑是给看似已经盖棺论定的李鸿章再加上一圈紧箍咒。

其实,类似的冤情,在李鸿章身上还时有发生。1956年9月,一位伟人在北京中南海与赫鲁晓夫争执起来。送走赫鲁晓夫后,他还在愤怒地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李鸿章。什么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我们么。这是原则问题,没有什么条件好讲,半点也不能让!”此刻,李鸿章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会想:“我的北洋水师是被日本人打败了,而是败的很惨,但是中堂我没有和对手组成‘共同舰队’啊!”

当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送走美国总统尼克松。回到北京后,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大批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周恩来是李鸿章,是卖国主义者。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让人们理解到中国国的高层在解决外交重大问题时,为什么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联想到李鸿章。

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时至今日,李鸿章的身上都有着“卖国贼”的重荷。只是,我一直心存疑问:无论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能够让一个人随随便便的卖掉吗?我无意去做“翻案”文章,只是带着这个疑问在陆续读书。

 

 

 纠错,以学术的名义

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有关清末重臣李鸿章生平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苑书义的《李鸿章传》。作者在2016年2月再版的《李鸿章传》的结尾,附录他1994年发表的“如何为李鸿章立传”一文。作者指出,“建国几十年以来,大陆还没有出版过一部学术专著层次的李鸿章传,只有五十年代问世的两本通俗读物《卖国贼李鸿章》。”我到“孔子旧书网”上搜寻了一下,找到了1955年4月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却没有找到另外一本。我继续在“百度”上搜寻,发现1983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王吉庠、张守勤编著的《卖国贼李鸿章》,属于“历史小故事丛书”系列。我不知道这是旧版重印,还是作者新编。但可以看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李鸿章还是被定位为“卖国贼”的。

苑书义在《李鸿章传》中,努力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把被歪曲了事实改正过来,比如有关李鸿章在俄国接受贿赂、李鸿章镇压维新运动、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搞两广独立等问题。第二,把被埋没的事实挖掘出来,比如有关李鸿章主张“变法度必先易官制”和改革科举制度等问题。第三,把被删改了的李氏文稿原貌恢复过来。比如在《李文忠公全书》中有关沙皇接见李鸿章详情的密电被删掉和“董兵不剿匪而攻使署”的电文被篡改为“匪攻使署”等问题。这种学术上的“纠错”,意味着以往一些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建立在错误史实基础上的。

苑书义没有明言要给李鸿章翻案,但这部31万字的书,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其写作中的辛苦与纠结,恐怕也不是他人能知的。苑书义有这样的“曲笔”表现——“李鸿章是一位精神面貌、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他也有这样点到为止的评价——“过去人们却往往离开特定的阶级关系而孤立地论述李鸿章其人其事,过多地追究他个人的历史责任。事实上,在处理某些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时,李鸿章往往扮演着决策参与者和决策执行者的角色,如果这些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其功绩势必记在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整个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帐上。如果这些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其罪责无疑也应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来承担,既不能把功绩完全划归李鸿章,又不能把罪责完全推给李鸿章,应该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地评价李鸿章的是非功过。”这种“责任论”的评价,已属不易。

 

 

官场,研究李鸿章的新重点

有意思的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人对李鸿章的关注焦点似乎有了转移。2011年9月,中国物资出版社推出了武鹏程编著的《厚黑还看李鸿章》,该书的副标题是“唯有他说官好当”,就把人们对李鸿章的聚焦点从“外交”扯向“官场”。王志刚编著的《隐忍权臣李鸿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则干脆把视角放在为官之道,探讨李鸿章的“出世谋略”,初读让人感到有些跑偏,细读让人感到有些许可以玩味之处。欧阳跃峰《李鸿章和他的幕僚们》(团结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一书中也是在集中讨论李鸿章在官场上与幕僚的关系。该书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让读者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李鸿章的这个“圈子”,其目的是要显示李鸿章的为官之道?还是要说李鸿章有一批优秀的“猪队友”?胡以贵在《扳不倒的李鸿章》(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行高于人,在让人侧目的同时,也让人难懂。李鸿章就是一个很难懂的人。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因为看到清末不平等条约上‘李鸿章’这三个字,就把他定义为‘卖国贼’。历史往往会用简单的表象掩盖真实,李鸿章就这样中枪了。”但是,胡以贵也没有去为李鸿章“洗白”,而是把笔锋转向“从政40年,李鸿章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或是小人告密,或是上司打压。一次次的背叛与陷害,一次次的政治风暴,身处政治漩涡的李鸿章,却总能够独立中流,屹立不倒。”显然,他侧重描述的是李鸿章时代的政治生态。

 

而2015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清史学者汪衍振的《大清权臣李鸿章》则在该书最后“李鸿章的三件事”部分中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每一次社会变革,李鸿章几近站在风口浪尖之上。国家的羸弱,造就了李鸿章的忧国忧民、穷则思变、自强不息的性格。他开创性的为中国的外交、洋务事业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紧接着,汪衍振还写道,“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外国列强的确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不要忘了,李鸿章在签订这些条约之前,都是经过朝廷许可的,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城下之盟。”“李鸿章的卖国求荣,多数是逼不得已、无可奈何之举。”这种一方面指责李鸿章有“卖国求荣”之举,一方面为李鸿章“卖国求荣”进行辩解,也算是神来之笔了。

 

 

家族,分散研究李鸿章的聚焦点

图文并茂,是网络媒体和多媒体时代的一种追求。长春广播电视台编著的《甲午话沧桑——李鸿章家族百年影像志》(吉林美术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堪称一部“豪门盛衰史”,图文并茂的介绍了200年间8代人的命运,读后让人唏嘘。2018年1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袂推出了宋路霞的《李鸿章家族(插图版)》。这本书,不仅仅因为有图好读,还与上一本书一起,分散了对李鸿章的聚焦点,也把对李鸿章的研究多元化,从“一个人”拓展到“一个家族”。

张社生的《李鸿章旧影》(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一书里面用了将近500幅照片,其中85%来自百年以上的英、德、法、日、俄、美的报刊杂志,让人感慨追寻李鸿章的足迹居然要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和日本的东洋文库。

 

 

闯关,研究李鸿章的新声音

依然有人在评价李鸿章的问题上屡屡“闯关”。1995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隗瀛涛的《洋务之梦——李鸿章传〉。有意思的是,这本传记属于该社综合编辑室策划的“强国之梦”系列丛书,与之相配的是《制夷之梦——林则徐传》、《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维新之梦——康有为传》、《新民之梦——梁启超传》、《实业之梦——张謇传》、《教育之梦——蔡元培传》、《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共和之梦——孙中山传》。显然,编者试图告诉读者:李鸿章不是一个卖国贼,而是一个拥有“强国梦”的近代清末重臣。

2002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3本《李鸿章丛书》,其中为《李鸿章:官场艺术与人际权谋》、《李鸿章:外交之道》、《李鸿章:洋务自强》,作者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博士生。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在序言中表示,“他们中有的参加了新编《李鸿章全集》的整理,有的在学习期间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和清人笔记,力图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把李鸿章的人际关系和他在经济、外交两大领域里的运作情况,遗闻逸事,客观如实地描述出来。”我手中只有郑洁、刘文鹏的《李鸿章:外交之道》。学生们还是敢说话的,他们敢于发问:“都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然而有谁想过:为什么卖国的倒霉事总落到他的头上?为什么诺大的晚清政府几乎只有他有资格去签卖国条约?为什么满朝文武中的‘爱国人士’没有一位能去和洋人据理力争?”年轻学生敢说话,“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李鸿章确有委屈之处,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外交,不能诟责于一人之身。如此垢责,李鸿章的心境想不实在不佳,但他还是以老弱之躯继续替朝廷签约,这种尽的态度,忠足以令朝廷对他肯定而不是贬斥。他委屈求全到最后,清政府终于明白了他的忠心,赐其谥号‘文忠’。”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的牛贯杰在《重读李鸿章》(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中有这样一段话,“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移祸避衅,是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数十载。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值皇帝庸儒而太后专权,国运衰微,他能够孤心保持大局,为国鞠躬尽瘁,功不可没。”作者充满遗憾地说,“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并未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临死时也没有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这些评论,让人们认识到李鸿章是在“延国”而不是“卖国”,已经在九泉下的李鸿章听到后不知会欣喜几分。

还有一本值得阅读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从刀笔小吏到第一重臣》(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这本书从李鸿章众多的资料中,只选择了奏章以及信函进行点评,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片,来展现李鸿章这位“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在此,“衰世忠臣”的评价不仅仅是有新意,实际上也在告诉读者“一个‘衰世忠臣’是不可能成为‘卖国贼’的。

 

 

无锡市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袁灿兴在《晚清裱糊史》(东方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中写道:“辱骂李鸿章的文章在朝野上下所推崇,骂他为汉奸者‘人人树拇指而赞扬之’。人们在辱骂他的同时,却忘了李鸿章事先一直不主张轻开战端,力主和议。主战派不顾现实中的实力对比,为了胸中的怒气而强行开战。待战败之后,却又说主和派是汉奸,到底谁才是汉奸误国?南宋汤思退曾评价历史上的主战者道:“此皆厉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到底谁才是汉奸?” 这句振聋发聩的提问,是来自内的一种呐喊!也是试图给李鸿章翻案的一种努力。当然,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本书早在2012年即完成初稿,此后因各种变故,延误了出版。”这其中的“各种变故”,是可以让读者有广泛的想象空间的。

  

洗白,还有漫长的路

有的学者在为李鸿章研究中的学术“纠错”,有的学者研究李鸿章过程另择资料,在“奏”和“函”上下功夫,有的学者把书名定为《重读李鸿章》,其用意不言自明。在当下研究李鸿章的书籍中,每每还会引用外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或许是觉得这样零星引用已经不过瘾,2014年10月,东方出版社又干脆出版了英国人布兰德著、中国人周传和、崔金英译的《外国人眼中的李鸿章》。这部书的作者不再“卖国”与“爱国”之间暧昧徘徊,而是简洁明了地说:“至少从初衷来看(虽然深受个人野心和私欲的影响),李鸿章是爱国且英勇无畏的。”作者还引用已故最权威的中国专家亚历山大·宓吉的提问:“求真务实的李鸿章,为什么会追求一个注定失败的结果呢?天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重担,为何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在肩上背负呢?”这种设问,与中国学者苑书义的“责任论”是相同的。这究竟是中外学者殊途同归的看法?还是中国学者参考了外国学者的看法,我在这里是无法考证的。

 

 

话说回来,阅读李鸿章传纪,最应该深读的还是梁启超那本《李鸿章传》(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有人说写传记不应该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但梁启超毫不避讳自己的感情投入,正大光明地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敬”、“惜”、“悲”都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梁启超没有任何吝啬的使用,当然,梁启超对李鸿章不是没有批评,有些批评还是非常刺耳的。但是,梁启超没有给李鸿章戴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

在历史上,有的人蒙冤而死。有的人死后蒙冤。李鸿章呢,似乎两者兼而有之。那么,怎样才能实事求是的评价李鸿章,让他的冤情不再呢?我曾经徜徉在合肥的“李鸿章故居”里发问,我也曾徘徊在合肥市郊的“李鸿章享堂”里回想,我也在各种研究李鸿章的书卷里“寻章摘句老雕虫”,我估计,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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