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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武汉疫情看中日关系及其两国社会比较
作者:梁云祥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发布时间:2/26/2020 2:12:20 PM
 

近一个多月来,中国武汉疫情牵动人心,几乎盖过了所有的国际国内新闻,而且各种消息满天飞,其中有真有假,真假难分,使得人们一会儿极度愤怒一会儿又深受感动。然而,不容质疑的事实是,这一疫情已经被世卫组织确定为“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说明这次疫情确实非同小可。实际情况也是,短短一个月内,截止到2月18日,累计已确诊患病人数突破7万人,死亡人数1870人,而且似乎疫情扩散还未完全被控制,中国之外的25个国家也出现病例,尤其是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更是出现大幅度增加,因此对日本社会也带来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迫切的任务是积极科学地应对疫情以便早日遏制和结束疫情,不过从中日两国社会的角度对这次疫情进行一点探讨应该也是必要的。

首先,疫情发生之后,日本官方民间都对中国给予了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援助和支持,比如日本社会各界给中国送来了抗击疫情所急需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而且在这些物资包装箱上写上了中国人熟悉还颇带感情色彩的汉语诗词,对被滞留日本的中国人给予各种人性化的安排,特意向学校发出通知不允许歧视来自中国的学生,东京晴空塔点亮灯光为中国祈愿加油,大阪商业街上挂满了“武汉挺住”的标语牌,日本街头穿着旗袍为中国募捐的小女孩,甚至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做出规定要求该党国会议员每人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五千日元作为捐款等等。这一切,也使人想起了2008年中国的“汶川地震”和2011年日本的“311地震”,当时两国之间也是彼此充满善意,相互同情和支援,对改善两国国民感情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这里希望的是中日关系应该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系于灾难之上,不要再像前两次灾难事过之后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乃至国民感情又经历了摩擦甚至恶化。

其次,围绕这次疫情,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可能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导致疫情的病毒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传播的如此快速和广泛,以及两国社会是如何应对的。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说法是由于食用某些野生动物而引起,不过还有一些私下流行传播的说法,比如某实验室流出或某国的生物战阴谋等等,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医疗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去做出结论了。对于第二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看法,也不需要什么争论,即迅速传播当然有赖于交通发达和人员的大规模迅速流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本来就是一座超过1000万人的大都市,又正值中国春节期间,仅疫情开始发生的近一个月内就从武汉流出中国各地乃至国外500多万人,其中当然有不少病毒携带者。

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包括初期的应对以及眼下和未来的应对。由于中日两国的体制不同,面对疫情时的应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中国是一个权力相对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和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比较强,在这次疫情大规模爆发后中国政府对武汉的封城以及举全国之力对湖北武汉迅速进行支援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同样这种体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即权力的高度集中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员唯上是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遇事第一反应就是欺瞒捂盖,而且又缺乏媒体的监督,因此极易酿成大祸,就如此次武汉疫情。而日本则是一个权力相对分散的体制,社会自治程度相对较高,各级地方政府责任心比较强,媒体也相对自由,一旦开始有什么灾难性事件的苗头出现,各级地方自治体就高度警惕,媒体也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肆报道,因此一般不会酿成大的人为灾难,不过,一旦出现大的灾难,日本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和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却远远不及中国政府,即难以形成举国一致应对危机的局面,比如最近疫情开始在日本有所扩大,同时日本政府的应对也受到日本民众和媒体越来越多的指责。(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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