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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以自然灾害为切入点的“日本论”
——评(英)戴维•皮林《日本:生存的艺术》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发布时间:3/17/2020 3:05:46 PM
 

 

英国驻日本记者戴维·皮林的《日本:生存的艺术》,2020年1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中文版。该书可谓众多“日本论”中的一本别有新意的著作。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日本论”,应该还是美国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尽管这本书的素材大多来源于身在美国的日本战俘,但你不得不钦佩作者从日本的“软文化”——菊和日本的“硬核文化”——到入手,游刃有余地按照自己的“套路”解剖日本,指出日本民族性格上的“双重性”,并且梳理出八大对立面,让人感到深有韵味。但是,我也听到很多日本人说,“蒋先生,我不建议您过多阅读《菊与刀》,她所反映到日本已经是一个‘过去时’的日本。这就好比今天日本人要了解中国,不能够总去看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其实,我知道日本人内心中还有一种“情结”,那就是这本“日本论”是在日本战败前夕、美国社会学者抱着战胜者的心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研究的。这种心态、姿态势必影响行文、观点。今天,中国人在阅读这本“日本论”的时候,时常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其实也是与那段“战后情结”分不开的。

中国人写的“日本论”,不可谓不多。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东渡”大潮兴起,中国人得地利之便多选日本,结果是开始冒出“哭啼文学”,诉说在日本的留学打工之苦,也叙述种种温情小故事,转化成电影电视节目后,给国人留下一个特殊时期的“日本论”。继之而来的是“吊书袋型”的“日本论”、“个人体验型”的“日本论”、“媒体摘抄型”的“日本论”、“碎片观察型”的“日本论”、甚至以中国为对比坐标的“哈日型”、“精日型”、乃至“打脸型”的“日本论”。这些,不宜过多评论。坦率地说,中国人写的“日本论”中,我还是最喜欢戴季陶的《日本论》,他的素材来自于日本的历史,读起来甚至感觉好似一本“极简日本史”,在对武士的分析方面与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特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最为撼人心魄的是那段话语——“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不知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作,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

至于日本人写的“日本论”,那更是多如牛毛。日本学者南博写的《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一书中就引用了500种日本人自己写的“日本论”。正如作者所说,这些“日本论”汇聚起来强调日本五大特征——第一,讲求集团主义;第二,讲求表面服从和以心传心;第三,讲求日本是单一民族的社会;第四,讲求日本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第五,讲求日本文化产生的风土及生产方式(稻作)的影响。这些“日本论”让人读起来、特别是外国人读起来,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至于学理上的分析,我们暂时搁置。

最近,英国著名传媒人戴维·皮林写的《日本:生存的艺术》堪称是众多“日本论”中的“新秀”,读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本书的“亮点”之一,是作者研究“日本论”的切入点。撰写“日本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切入点,但是势必带来“一叶障目”的令人遗憾的效果。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去进行观察、提炼的“日本论”。本书作者另辟新径新径,把2011年“3·11东北大地震”作为自己研究“日本论”的切入点。众所周知,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有“灾害王国”之称。通常来说,自然灾害给社会、给人们带来的都是程度不同的损失,但这种自然灾害也在历练着社会体系、治理能力、民族精神。越是在社会之悲、民族之痛的时候,越能够看出其社会、其民族的特点。2011年的“3·11东北大地震”,不仅是日本历史上千年不遇的重量型地震,更因为地震发生后带来的海啸以及核泄漏,给日本造成“三拳并出”的沉重打击。这其中有传统至今的地震灾害,也有科技创新后的核电灾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做如此的“日本论”研究,还是前无古人的。抓住日本地理的自然属性,考察日本民族的都有特性,以“3·11东北大地震”为切入点,犹如“庖丁解牛”,让自己的“刀刃若新”,在众多的“日本论”中,“以无厚入有间”,最后必然是“游刃必有余地”,出现一部新的“日本论”。

这本书的“亮点”之二,是作者研究“日本论”的行为点。前面,我谈到已有的“日本论”,有的“寻章摘句式”的,以为自己坐拥书城、博览群书,就可以写出传世的“日本论”。殊不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肯脚踏实地的出去考察,怎么能有过得硬的“日本论”。当然,这肯定与作者的经济条件有关,囊中羞涩者,怎么能够轻易迈出家门。本书作者戴维·皮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利用“工作之便”,利用担任英国《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的机会,深入到日本“3·11东北大地震”灾区采访,不仅获得第一手材料,更有第一手的切身感受,用“脚”写作,而不是手敲键盘、网络收集。如今,我看“日本论”相关书籍的时候,总是要先看看作者的经历,看看作者到过什么地方,这可以大致推断出这本“日本论”的水平。

如果说一句题外的话,那就是戴维·皮林虽然是利用了“工作之便”,但他也是运用了这一平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对自己所在的团队、平台“吐槽”不已,等到自己“跳槽”的时候,才深深地知道自己是靠这个团队、平台成长起来。因此,如何珍惜、运用好自己的团队、平台,不好高鹜远,肯跬步前行,也是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画外音”的启示。

这本书的“亮点”之三,是作者研究“日本论”的观点。本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海啸”,第六部分是“海啸之后”。显然,他是把“3·11东北大地震”作为考察脉络的。他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在日本历史上,巨大的危机经常会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回顾历史,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日本总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读者应该了解、应该思考的。

“多难兴邦”,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是日本的。日本人如何在“难”后兴起,是不容忽视,也无法忽视的。如果我们能够从此书中籍此对日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至少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小编为选择出版这本书会感到快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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