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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的医学交流是我们的骄傲
——访日本大崎医院东京心脏中心理事长远藤真弘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发布时间:2019/02/15 15:45:51
 

开业于2005年的日本大崎医院东京心脏中心,在心脏病领域有着极高的威望。凭借着高效率的治疗模式,现今该院已经成为日本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福地。

医院理事长远藤真弘先生是日本心血管疾病治疗的先驱,曾在1973年成功确立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法,后于1976年全球首次成功利用介入治疗方法治愈了因血栓堵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塞。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和《日本新华侨报》联袂走进大崎医院东京心脏中心,听听这位泰斗级的医学大师对日本心血管专科医院的思考以及对中日医学交流现状的看法。

 

他院难以达到的高效率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大崎医院东京心脏中心以高效率的治疗模式著称,在日本国内外都受到了患者的拥护和医生们的肯定。这种高效率的治疗模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能否给他院提供一些参考。

远藤真弘:我院的高效率主要是以大学附属医院为参照。大学附属医院和我们专科医院的不同之处其实很好理解。举例来说,冠状动脉的造影CT检查,如果在大学附属医院做只能预约一个月以后的日程。这类检查,脉搏或者说心脏跳动的越慢越能拍出比较清晰的片子,因此需要使用β受体阻滞剂,像是倍他乐可等药物来放缓心跳。于是大学附属医院就会开具一粒药的处方让患者前往药店自行购买,并且还要求患者在一个月后的某月某日早上八点喝下,如此繁琐的过程,对患者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而我院则采取当天来当天吃药当天检查的方式,方便了患者,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

 

驱动一生的三个目标

《日本新华侨报》:您的一生都在潜心研究和治疗心血管疾病,可以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和成就吗?

远藤真弘:我曾师从世界级心脏外科先驱榊原仟先生。榊原仟先生曾要求我完成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开拓当时日本尚未拥有的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第二个目标是建立当时全世界都不存在的冠状动脉外科,让其成为独立的医学门类;而第三个目标是要求我去研究如何治疗动脉粥状硬化。

我自从1967年进入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心脏血压研究所便开始着手研究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当时收集了800多份医学论文文献,并编写了冠状动脉造影教科书。这本书是日本在该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

从专业来讲,就是利用血管穿刺术,在动脉中刺入介入治疗用针,再通过针孔将导丝放入血管,而后沿着导丝将导管插入血管,将造影剂直接注射至冠状动脉处。今天只要提到冠状动脉造影,内科医生几乎全都在使用这样的方法,但这在当时还并不被世人所知。当时的治疗方法还比较粗暴,要被外科医生打开血管。

说起冠状动脉介入手术,首次实施是1970年的2月8日,由日本大学的濑在幸安先生主刀。濑在幸安先生从患者的大腿动脉取下血管当做导管,置换大腿动脉的是名为大隐静脉的表层静脉。而我们在同年的6月使用了胸廓内动脉做导管成功实施了介入手术。同年9月份,神户大学的麻田荣教授也使用脚部的大隐静脉成功实施了介入手术。1970年可谓是日本的冠状动脉外科的黎明期,从那以后这种治疗方法便开始了爆发式的发展。

 

全球首次利用介入治疗溶栓成功

《日本新华侨报》:您对栓塞导致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实施介入治疗手术溶栓,并获得世界首次成功是在六年后的1976年吧?

远藤真弘:是的,当时在对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进行造影时,我发现右侧的冠状动脉完全堵住,血液已经无法流通。于是就将计就计使用介入治疗法中的导丝,通过摩擦来打散血栓。这个手术是1976年进行的,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把这种治疗方法写成论文发表到全世界。三年后的1979年,美国一位名为Rentrop的医生尝试了同样方法的治疗,并用英语发表了论文。

现今这种介入治疗法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还出现了球囊血管成形术。用球囊扩张血管,然后用金网制成的支架支撑血管,这可以让完全栓塞的冠状动脉被再次疏通,快速改善血液流通状况。这就是现在的PTCA(冠状动脉成形术),1977年由苏黎世大学的德国医生Andreas Gruentzig首次实施。从那以后血栓溶解疗法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顺带一提,在介入治疗溶栓方法发明前,1974年我院的上松濑勝男院长曾在日本首次使用大量尿激酶进行溶栓,使血栓溶解疗法在日本获得了成功并获到普及。这也是日本心血管外科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日医疗的量级差异

《日本新华侨报》:近年来,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逐年激增。尤其是富裕人群,非常青睐到日本优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和治疗。包括中国患者在内,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贵院在接待外国客人方面的实绩吗?

远藤真弘:我院距离东京羽田机场很近,距离JR山手线大崎车站也只有五分钟距离,交通便利。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我们就接收慕名就医的中国患者。最开始只有零星的一两位,还不成规模。不过随着患者们对实际就医体验的传播,现在每个月都有约十位患者前来就医。

《日本新华侨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医疗水平也在不断上升,远藤院长是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医疗人才与设施的呢?

远藤真弘:我认为中国医生的资质水平都非常高,其中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医生也不在少数。中国的总人口十倍于日本,医院的数量也理应十倍于日本,然而现实是中国医院数量不足。这就导致了中国医生看病的时间比较短。例如心脏手术,日本医生一般是一天做一例,而在中国的医生们一般要一天做上三例手术。日本人口有一亿三千万人,心脏手术在全国500处医疗机构进行。如果包括冠状动脉支架等手术的话,大约有1500家医疗机构可以开展心血管疾病治疗。尽管中国拥有十三亿的人口,但医院数量较少,不成比例,所以同时使用十几个手术室进行心脏手术,每年能够做到一万例手术的医疗机构也是存在的。我认为,这种量级上的差异是中国医疗和日本医疗的最大区别。

 

“诊断病人而不是诊断病”

《日本新华侨报》:您有到访过中国吗?您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医生是什么样子的?

远藤真弘:当然有去过,2017年我还前往中国进行医学交流。交流成果都罗列在医院网站上展示,这都是我们的骄傲。

我院和上海的浦南医院有着长期合作关系,我院的细川丈志副院长拥有将完全堵塞的血管回复原样的高超技术。他曾经两次前往浦南医院集中对中国患者实施了这种血管扩张手术。浦南医院的刘卫东院长也毕业自日本的医科大学,拥有中日两国的行医执照,日语非常流利,医术更是一流,是我们和中国交流的重要桥梁。

我认为和中国的医学交流非常重要。我院还接受过从锡州的医院前来研修的中国医生们。对待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我院的一贯做法是在手术完成的第二天便开始康复训练。中国医生们也想在中国复制这种康复模式,所以有很多人专程来到我院参观学习。

“一切为了患者”,我认为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是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事。“诊断病人而不是诊断病”,这也是慈惠会医科大学的创始人高木兼宽先生的名言,我这一辈子都时刻将这句话牢记在心。能做到以上两点的,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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